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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手機App恐懼癥”引發年輕人嘗試“數字極簡”

朱娟娟     2021-09-17 14:23:14    中國青年報

從日均使用手機屏幕時間超過10小時,到看見手機心生厭惡,再到尋找與手機新的相處模式……最近一個月,鐘寧做了一場“數字極簡”試驗,她發現,自己正在收獲一些正向的反饋。

她并不否認手機給生活帶來的便利。數字極簡這一概念,是她用手機搜索“如何擺脫手機依賴”時接觸到的,它指向一種新的生活方式:擺脫對電子產品的依賴,建立一套規則來合理、節制地使用,以減少過量信息帶來的干擾,拯救自己的注意力,更加專注于當下的生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采訪了解到,線上線下,與鐘寧有著同樣煩惱的人不在少數。在豆瓣網上,一些網友組建“數字極簡”主題小組,已有13700余人加入。

 

“時間被打碎了”

鐘寧34歲,是武漢一家文化傳媒公司的新媒體編輯。她習慣每天醒來首先點開微信,看看一早有什么熱點事件或話題;睡前也必翻一下工作群、朋友圈,“生怕漏掉了重要信息”。

微信自2011年誕生以來,不知不覺間已然成為許多人工作必備的頭號App,也是讓鐘寧最為煩惱的App:工作相關的群越來越多,每天各類消息不斷,但凡稍微重要的群蹦出新消息,她不敢不看;通訊錄里,各路“好友”隨時可能留言。有時她正忙著,領導、同事或合作方在線找她,她不得不停下手頭的活兒,一一回復。

鐘寧接觸“數字極簡”是在8月初。當時新一輪疫情來襲,工作改為在家線上辦公。一周過去,手機自動統計顯示,她日均使用手機屏幕時間超過了10小時。

鐘寧花在微信上的時間變多,工作效率卻下降了。她發現,看似隨手的“點一點”“看一看”,一天下來十分耗費精力,“時間被打碎了”。白天,她很難找出相對完整的時間段,一些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的工作只能挪到晚上完成,這也導致休息時間被擠占。

夜里完成工作,鐘寧喜歡點開豆瓣、抖音等App放松一下。刷著刷著,常常是零點以后入睡,第二天的精神狀態又受到影響。

鐘寧感嘆“自己被困在手機里了”:一方面是被動式的,比如微信屬于“打工人不得不用”;另一方面是主觀上管不住自己,容易沉迷于一些休閑類App。

武漢一家激光產業公司的人力資源師陳亭上班時間不看與工作無關的App,但周末與下班后,她同樣“機不離手”。

陳亭是微博資深用戶,喜歡編發圖文動態。每發一條,她忍不住不時點開,查看是否收到“點贊”或留言,并一一回復;如果沒有,就隨意瀏覽感興趣的內容。常常,一兩個小時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一度,陳亭察覺到微博上的內容相對零碎,應該多看看書,可翻著書的手常常又滑向手機。

 

不成功的“卸載”

如今,在22歲的祝志東眼里,智能手機約等于“互聯網時代的新型毒品”。

祝志東剛剛大學畢業,正為司法考試做準備。一度,看書或上網課間隙,他喜歡點開娛樂類短視頻。這些短視頻App基于用戶興趣個性化推送,“看著看著就不容易停下來”,祝志東想到的第一個辦法是卸載。

但不久,卸載掉的App又被他重新安裝。如此往復。他不知道是該怪手機,還是怪自己意志力不夠。

相比之下,鐘寧更郁悶的是:面對微信,在沒辭職的前提下,她“連卸載的權利都沒有”。

每天,微信上源源不斷的新信息,一度讓她感到“大腦缺氧”“神經衰弱”。8月中旬的一天下班后,她嘗試將手機設置為“免打擾”模式。

就算這樣,每隔半小時她還是會看看是否錯過重要信息。聯想到其他App也扼殺了自己不少時間,她跟閨密們吐槽,覺得自己得了“智能手機App恐懼癥”。

直到在豆瓣上發現“數字極簡主義者”“數字極簡生活”兩個小組,鐘寧仿佛找到了一絲安慰與希望。

組員以年輕職員、在讀大學生為主。大家反映,受困擾最多的是這幾款App:微信占首,其次是抖音、微博、豆瓣、知乎、小紅書等。

關于極簡方案,不少組員同樣提到“卸載”,立馬有人回復“不成功”。有的建議改為在電腦端使用,畢竟電腦不像手機那樣隨時隨地方便登錄。但有人反對稱治標不治本,“只要心里仍想使用,依舊會在手機上重裝”。

還有人建議“用回老人機”。8月20日,鐘寧下單了一部,基本只能接打電話、收發短信。鐘寧看中的正是它無法安裝任何App。

但新煩惱來了:這部“老人機”鐘寧只敢在周末短暫使用,畢竟一到周一,她還得用回微信去上班;此外,“老人機”沒有線上支付功能,也無法提供健康碼,如果只帶它,鐘寧連超市也進不了。

 

為減少使用手機商家甚至推出“自律神器”

在24歲的賈慶陽看來,要想不為智能手機所困,需要一定的客觀條件。比如去年,當他還是一名學生、備戰考研的時候。

為減少花在手機上的時間一心備考,他嘗試過許多辦法:邀請同學一起復習“彼此監督”,他點開手機的頻次確有減少;卸載抖音、微博,關閉微信朋友圈,他花了三四天時間才適應;此外,他下載了提醒自己保持專注的軟件;同時,告知親朋好友正在備考,“非急事勿擾”。

到了復習的中后期,賈慶陽早上出門前將手機放在寢室,只帶僅能看網課的平板電腦。嘗試一周后他發現會錯過一些急事。他調整方式,每周留給自己3次帶手機去自習的機會,一般用在有重要事務需及時處理的日子。

種種操作下來,賈慶陽感覺,強迫自己減少使用手機的時光,學習效率提升了許多。

商家早已嗅到了商機。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搜索發現,在一些電商平臺上,有一些“手機自律鎖”售賣。

這類裝置由一個盒子配密碼鎖組成,售價幾百元不等。商家還給它起了個好聽的名字“自律神器”,盒子鎖定期間只能接打電話。有的還設置成“情侶盒”,可放置兩部手機,印著“別玩了!快鎖起來”“專注使我快樂”等字樣。

有人稱“考研時全靠它”,克服了被手機分心的誘惑;有人稱晚上8點開始鎖住手機,第二天清晨再打開,幫助調整了作息。但在一些上班族看來,這類裝置只適合“有資格不用微信”的人。

武漢大學大三學生熊念沒有下載任何幫自己保持專注的軟件,同時表示不會購買上述裝置。剛剛過去的這個暑假,借助一次線下封閉式培訓,他逐漸培養起減少使用手機的習慣。

熊念是學校記憶協會會員,為了備戰今年10月的世界記憶錦標賽,今年8月協會開展21天集訓。按規定,每天早上8點到中午12點、下午2點半到5點半、晚上7點到9點40分,都不能碰手機。

21天里,熊念嚴格執行,課下時間也沒和人聊過微信、QQ,有時索性關機,“在練習記憶法時要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不能脫離這種狀態,否則稍有不慎,成績就會下滑。”

集訓結束,熊念發現,不用手機的日子里,生活似乎也沒受到太多影響。

賈慶陽面臨的情況就不同了。由于考研未“上岸”,如今他成為一名職場人士。他不敢隨意關機,比起考研時,花在手機上的時間又變多了。

 

積極自我調整并重建平衡,才不至于輕易迷失自我

智能手機App容易讓人“既愛又恨”,這一現象引起國內外專家學者的關注。

2019年,美國學者、計算機科學博士卡爾·紐波特撰寫了《數字極簡主義:在嘈雜的世界中選擇專注的生活》一書。他寫道,各類App的新消息提醒被設置為紅色,是因為警示程度最高;人們喜歡頻繁查看是否獲“贊”和點評,因為天然追求他人的認可,對不可預測的回饋帶有好奇心。“讓人們感到不安的,是過多地投入時間精力在App上帶來的‘失控感’。 ”

“去除雜草最好的方式是種上麥子。”卡爾·紐波特建議,重新檢視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物是什么,合理利用科技產品,省下時間、集中精力去向人生目標邁進。同時,學會選擇更易帶來價值感、成就感的休閑方式,填補無所事事時的空虛,以免被動看手機。

此外,對社交信息,可選擇時間段批量處理;如對方有緊急事務,一般會打電話。與親朋聯絡盡量面談,“更高效也增進感情,哪怕隔著屏幕”。

“智能手機上層出不窮的App,是一把雙刃劍。與其被動接受束縛,不如主動做點什么。”27歲的胡云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大半年來,他一直在學習如何更合理地與之共存。

胡云選擇定期退出部分無關緊要的微信群,取消關注并不完全感興趣的公眾號,改為閱讀紙質書籍。對朋友圈內容也不完全排斥,他將微信好友分組,比如他長期關注創業群體,于是挑時間段集中查看這一群體的朋友圈,篩選出有益信息歸檔研究。周末有空,他就出門約好友騎行、爬山,“交流了感情也放松了身心,比在家‘葛優躺’刷短視頻充實、快樂許多”。

鐘寧選擇花一個周末的時間,讀了《數字極簡主義》,以及多篇相關論文?,F在,她刻意減少了使用手機的時間,微信信息改為分時間段處理,一般午飯后、下午下班前集中回復;朋友圈一天集中瀏覽一次,多約朋友線下見面。

這些改變看起來微不足道。但鐘寧覺得,逐漸找回一些對生活的掌控感。她堅信,數字極簡減掉的是冗余的信息,“最終將帶回心靈的自由”。

新學期開學了,熊念嘗試不再花過多精力在手機上,空閑選擇讀紙質書、學習。微信、QQ上新消息依舊很多,他關機的頻次更多了,“現在想想,學生能有什么大事呢?沒有什么事一定要你馬上回復的。”

在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洪杰文教授看來,眼下,一些年輕人選擇減少手機使用時間,或從社交媒體隱退,代表著一種“自我覺醒”:他們開始反思諸如社交媒體App從用戶這里拿走了什么,身處數字時代人們如何自處、以及如何與技術相處。

洪杰文介紹,根據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社交需求是僅次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強需求。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曾興起批判技術消極作用的“反技術主義”。即便現在,一些學者選擇不用手機、微信,就是為了避免被電子產品打擾,從而專注手頭的工作。

當下,一些人士選擇關閉App推送提醒、微信朋友圈小紅點、或者逼迫自己在特定時間段與場合不看手機,甚至卸載社交軟件、注銷賬號,均屬于“社交媒體倦怠”的具體表現。

“對社交媒體的克制,其實是面向科技的獨立。只有積極自我調整并重建平衡,才不至于輕易迷失自我。”洪杰文帶領團隊進行的調研顯示,一些受訪者減少在微信朋友圈進行自我表達后,一開始尚有因旺盛的表達欲無法吐露的不習慣,但適應之后,覺得減少社交工具使用對個體幸福感、社會交往和工作或學習的投入度正向效應比較明顯,總體生活質量有所提升。

(應受訪者要求,賈慶陽、熊念、胡云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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