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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包容性發展增進農民幸福感

羅必良 張露    2021-07-29 11:26:09    農民日報

“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老百姓利益著想,讓老百姓幸福就是黨的事業”“讓人民生活幸福是‘國之大者’”,習近平總書記的若干重要論斷不僅闡明了黨的事業與人民幸福的內在聯系,更是指明了經濟增長與政策努力的最終目的都在于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一個認識的誤區:收入及均衡性決定農民幸福感

經濟收入被普遍認為是影響農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1990年至2019年,中國名義GDP增加了52倍,人均名義GDP增加了42倍,城鎮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名義純收入分別增加了27倍和22倍,但“世界幸福感報告”的數據顯示,同期中國居民的平均幸福感從7.3分降至5.12分(滿分為10分)。2010年之后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在2010年至2019年對全球155個國家和地區數千名受訪者的主觀幸福感調查表明,中國居民的幸福感排名一直在60位之后。數據表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雖惠及貧困人口并最終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卻并未帶來居民幸福感的明顯提升。

這意味著,中國出現了“伊斯特林悖論”,即國家經濟的增長并不必然會提高國民的主觀幸福感。事實上,隨著收入水平的提升,個體的物質欲望也會不斷增強,由此便會使人們逐漸適應收入增加的預期而降低由財富增長所帶來的幸福感。尤其需要重視的是,人的目標具有多樣性及遞進性,而這些不同的目標并不都能由經濟收入來滿足。當人們的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就會更多地轉移到精神層面的追求。此時,由收入所決定的物欲滿足感對主觀幸福感的改善作用,就會面臨邊際作用遞減甚至無效的困境??梢?,有必要打破物質決定論的“收入神話”。

應該強調:第一,農民幸福感并不完全由收入水平及其差距所決定,機會的平等、參與的平等與獲得的平等同樣重要;第二,一定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由此激發人們對幸福生活的追求,必須遵循一個基本的邏輯前提,即機會的平等。機會平等被視為實現社會公平的起點,因為機會平等是對身份特權的否定、對財產權的有效保護、對未來均等機會的開放;第三,如果說收入的均等化是結果的公平,那么機會的平等則可視為過程的公平。由此形成的基本判斷是,盡管存在收入分配的差距,但農民可以依靠自身的努力,通過正當的途徑追求更多的福利享益。因此,如何減少對農民“追求幸福”的限制、賦予其“追求幸福”的能力以及保障“追求幸福”過程中的平等性,是提升農民在經濟狀況暫時處于不利地位時提高其幸福感的關鍵。

一個忽視的盲點:在機會開放中促進包容性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我們必須把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腳踏實地、久久為功,向著這個目標更加積極有為地進行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讓廣大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這一重要論斷意味著,要更加重視公平,更為重視人們通過積極參與創造美好生活所實現的精神富足。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和從解決絕對貧困向治理相對貧困過渡有著內在一致性,實際上反映出農民提升幸福感的驅動力發生改變,即從過去“解決絕對貧困-改善物質條件-滿足人民需求”轉換為“緩解相對貧困-創造美好生活-實現人民幸福”。有別于“粗暴”地使用貧困線識別貧困群體,相對貧困更關注財富和權力分配的平等性,更關注相對貧困群體的經濟地位和體面生活。治理相對貧困的關鍵在于緩解“相對剝奪”程度。而相對貧困的多維性意味著實現農民精神富足可能要在多個維度作出努力。

李克強總理出席2017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開幕式致辭中強調了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國堅持把就業置于發展優先位置,因為就業是包容性增長的根本。包容性增長的重點在于保障有效就業、促進機會平等、構建社會安全網,核心是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機會平等的關鍵在于國家、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包容。特別是對于農民而言,相對于城市人口群體,其參與和分享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紅利往往缺乏并處于劣勢,因此,農民的精神富足更加依賴于國家和社會包容性的機會開放、公平和共享。如果說中國經濟騰飛是包容性經濟增長的結果,那么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特別是進入“后減貧時代”的中國,更需要將“包容”拓展到更為廣泛和豐富的維度中去,賦予農民經濟、教育、醫療、保險等多領域的包容性參與和享益機會,保障農民更多的選擇機會以及獲得幸福感的權利。

一個未來的策略:以包容性發展增進農民幸福感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相對貧困問題并非是不可逆的。從政策層面來說,治理好相對貧困問題與實現人民幸福、“共同富裕”與偉大“中國夢”的奮斗目標是一致的。這需要相關政策進一步向農村傾斜,弱化管制,賦予農民更為充分的土地財產權利,進一步活躍城鄉要素市場、保障農民的收益權、擴大就業選擇空間、開放社會的流動性,以建立長效的支持機制。與此同時,必須明確經濟發展與收入改善在相對貧困治理和實現農民幸福感中的基礎性作用,堅持做大“蛋糕”,強化公平參與和成果共享。其中,三個方面的關系治理尤為重要:

一是協調人與人的關系,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要綜合利用現代治理手段和傳統治理資源,把自治、法治、德治很好地結合起來。改善村民的鄰里關系,挖掘村落社會網絡中的道德力量,弘揚崇德向善、扶危濟困、扶弱助殘等傳統美德,培育向上向善和諧有序的淳樸民風與道德新風,有助于弱化農民的主觀相對貧困認知,提升生活幸福感。

二是協調城與鄉的關系,創建城鄉發展公平,走共贏共生之路。在城鄉開放發展格局中,一方面城市可能通過聚集經濟與規模經濟的比較優勢,過多吸納農村的優質資源;另一方面城市可能在產業轉型升級中將污染產業轉移到農村地區,損傷農村居民的健康權益。因此,必須重構城鄉關系,優化市場化的社會分工,發揮城市的經濟比較優勢和農村的生態比較優勢,有效統籌城鄉資源配置,在城鄉融合發展中互補、共生與共贏,增進農民的安全感、獲得感與幸福感。

三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創造生態經濟協同,走綠色發展之路。在實現經濟普惠、“賦權、強能與包容”的發展實踐中要“不負青山”,守好生態財富,釋放生態紅利。綠水青山既是自然財富,又是經濟財富,“良好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習近平總書記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揭示了生態福利與共同富裕的重大意蘊。鑒于生態環境質量夠彌補收入不足引發的相對貧困及幸福感知,在相對貧困治理策略中要注重保護生態環境,強化生態宜居,建立起惠及最廣泛人群的生態福利觀,使之成為增進農民幸福感的重要路徑。

(羅必良系華南農業大學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教授、長江學者;張露系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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