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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深圳學什么

本刊記者 武鳳珠    2021-09-29 16:27:09    《人民周刊》

在我國改革發展的進程中,深圳是重要的“探路者”和“橋頭堡”。日前,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推廣借鑒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的通知》,要求各地結合實際學習借鑒深圳經驗。

借鑒深圳創新經驗,減少其他城市的試錯成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走“彎路”的可能性。深圳的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是否可以直接“移植”到其他城市?如何應對可能出現的“水土不服”?本刊記者專訪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深圳市委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郭萬達,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解答。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是深圳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樞紐。
 

以制度創新推動科技創新,建立全過程創新生態鏈

科研人員以知識產權入股公司可獨立持股,2018年3月起施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條例》為鼓勵科技創新,在制度上作出新規定。

“制度創新與科技創新是‘雞生蛋、蛋生雞’的關系。”郭萬達以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為例介紹,深圳于1987年發布的《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興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以制度創新打開了任正非等科技人員科技創業的“大門”。“20世紀90年代,華為公司逐漸成長壯大以后,通過股權分置建立了員工持股制度,成為一家十幾萬名員工持股的高科技公司。”制度創新強化激勵,華為公司自1995年開始申請第一件中國專利,迄今已經在全球持有超10萬件有效授權專利,其中90%以上為發明專利。

“激發企業的研發動力,促進形成企業創新生態,深圳的‘秘訣’就是體制機制創新。”郭萬達認為,深圳的體制機制創新不僅涵蓋了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產權制度創新,也涵蓋了科研評價機制、金融支持機制、人才支持機制、法律支撐體系等的創新。

“深圳是較早進行科研成果市場化評價的地區。政府引導設立的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基金,市場化運作的創投母基金、專利權質押貸款、知識產權質押融資等科技金融,都是金融支持機制的創新。深圳房價高,就建設人才保障房,并為人才提供租房補貼,這是在人才支持機制方面的創新。在法律支撐體系創新方面,深圳對許多新產業、新業態都立法支持,比如深圳市人大常委會今年7月公布的《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今年8月審議的《深圳經濟特區數字經濟產業促進條例(草案)》等,在全國率先規范數據權利、率先以法律法規推動數字經濟產業發展。”郭萬達逐一說明。

以制度創新推動科技創新,如今,深圳已經形成90%以上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職務發明專利來自企業的“4個90%”創新格局。

科技創新,政府和市場是“雙引擎”。在深圳的“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中,政府投入集中體現在基礎研究領域。郭萬達說:“深圳最初開始建設時,主要依靠引進人才,自身并沒有太多基礎研究機構,直到遇見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難題,才開始強調基礎研究與技術攻關。加強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是建設大學。以前,深圳只有深圳大學一所高等院校,現在,深圳的高等院校已經增加到十幾所。”

建設大學,對地方政府的實力提出更高要求。郭萬達認為,相比之下,設立新型研發機構更值得其他城市借鑒。

‍‍深圳有許多新型研發機構活躍在市場中。它們既不像大學,也不像事業單位;‍‍既不像國有企業,也不像民營企業。其中,有一些相對大型的新型研發機構是政府或社會資本投資舉辦,但是需要自籌經費運作的事業單位。郭萬達介紹,比如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有深圳市政府投資支持,但是許多經費都來自與華為公司、比亞迪公司等企業的合作,還有一部分運作資金來源于國家科研基金。“面向市場,是新型研發機構最重要的特點。最近幾年,全國各地都開始討論建設新型研發機構,而深圳是最早開始建設的。”

在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中,深圳投入應用基礎研究的更多力量來自企業。郭萬達表示,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科技創新的“巴斯德式”發展模式已經應用于深圳很多企業的研發機構中。這種發展模式,科學家既從事基礎研究也開辦公司,許多基礎研究是產業應用提出的需求。“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就探索出研發人員用科研成果孵化公司的模式,很多教授都持有公司股份。”

事業單位市場化、科研機構企業化,使深圳科技人才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合理流動變得愈加自由、頻繁。郭萬達說:“高等院校、事業單位等都開始實行聘任制、合同制,不再‘鎖住’身份。終身制被打破,人才的雙向流動就可以實現了。”

在郭萬達看來,科技人員雙向流動體制機制的建立,與激勵機制、科研組織方式、科研成果轉化的市場化密切相關。“相比直接賣掉專利,教授持有股份是有市場風險的,這就激勵他們做得更好。打破傳統科研管理體制中的‍‍職稱評定制度,將評定與科研成果和市場應用掛鉤,這也會為人才環境帶來正向作用。”

在深圳,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設立的研發機構,都具有開放、重視人才、多學科交叉的共同特點。郭萬達說:“開放既包括面向國際的開放,也包括對社會資本的開放??萍既瞬偶纫M,也要培養。許多研發是融合型研發,比如人工智能、生命科學等都是多學科交叉融合的。這些特點對于其他城市或許也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保障實體經濟發展,推進制度型開放

將制造業企業搬進樓房,讓“工業上樓”;在一棟樓內聚集產業鏈關聯企業,實現“一棟樓就是一個產業鏈”;打造政策精準直達企業服務平臺;建立“小錯免罰”包容柔性執法制度……深圳以一系列舉措建設產業集群、優化營商環境,建立起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

郭萬達認為,產業鏈集聚、保障工業發展空間、降低企業成本,都是值得其他城市借鑒的深圳經驗。“‘工業上樓’與深圳當前的發展階段、與土地資源緊缺都有關聯。并非所有制造業都能夠‘上樓’,適合‘上樓’的只是一部分先進制造業。”

在郭萬達看來,產業集聚才是更重要的深圳經驗,在一些土地供給相對充足的二三線城市,通過建設產業園區實現產業集聚、完善產業鏈,也有助于產業發展。

工業發展需要占用相對較大的空間。郭萬達表示,對于二三線城市而言,保留一部分制造業園區便是對工業發展空間的保障。“產城融合會導致地價上漲,為了給制造業發展保留一部分空間,這些園區或許未必需要產城融合。”

在深圳等一線城市推行先進制造業的“工業上樓”、在二三線城市保留制造業園區等,既可以保障工業發展空間,也可以降低企業土地成本。郭萬達認為,降低企業成本是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核心。“通過政府行政手段保留一部分產業空間可以降低土地成本。此外,還要降低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政府服務水平的提升和營商環境的優化。深圳設立的“深i企”政策精準直達服務平臺,可以幫助企業實現政策精準查、事項在線辦;個人或企業申辦事項,申請人只需要“刷臉”便可以實現申報“秒報”、審批“秒批”……深圳政府行政審批效率廣受贊譽。

郭萬達表示,優化營商環境要從企業注冊開始。“以前,注冊企業手續十分煩瑣,現在已經實現多證合一,甚至通過網絡申請便可以拿到營業執照。政府提供便利、高效的服務,使‍‍企業辦事更快捷、方便,這就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在郭萬達看來,誠信、法治營商環境的建立,也是深圳促進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中值得其他城市借鑒的亮點。通過建立“小錯免罰”包容柔性執法機制,深圳為企業提供了更寬松的法治環境。那么,“小錯免罰”制度的“免罰”底線在哪里?包容柔性執法應當包容到何種程度?這一制度是否有增加企業鉆政策漏洞的可能性?

郭萬達認為,這一制度的建立是為了避免執法“矯枉過正”,并非鼓勵企業犯錯。“所謂‘小錯’,應當是某些非故意、非惡性的錯誤。在辦理過程中,執法部門應當有一套自己的標準與流程。”

深圳法治環境的公正透明,離不開毗鄰香港帶來的與國際規則接軌的便利。在深圳構建的制度型開放格局中,無論是探索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規則銜接,還是通過成立全國第一家按法定機構模式治理的仲裁機構——深圳國際仲裁院建設國際仲裁高地,都是在通過與國際規則接軌,建設“法治深圳”。在郭萬達看來,與香港接軌便是與國際規則相銜接。“香港本身就有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

深圳的法治化環境、實現的制度型開放,在一定程度上是立足于粵港澳大灣區的地理位置優勢建立起來的,而其他許多城市或許并不具備與深圳同等的區位優勢,那么,學習借鑒深圳的法治與開放,其他城市應當從何處著手?“制度型開放主要指標準、規則的開放。”郭萬達表示,地理位置優勢并不是決定制度型開放能否實現的唯一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在于思想觀念、改革舉措。

“以前很多城市管理者認為,通過為企業提供土地和稅收優惠實現招商引資便是‘開放’,后來發現,由于當地營商環境不夠好,許多企業寧可落戶地價更高但是營商環境更好的深圳。”郭萬達認為,其他城市借鑒深圳的制度型開放經驗,或許意味著開放的標準、開放的理念要逐步提升。

當前,在法治化營商環境、制度型對外開放等方面,我國內陸許多城市與深圳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郭萬達說:“差距主要表現在標準、監管等方面,這些都與規則、制度相關聯。”在他看來,建立健全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我國許多內陸城市建立法治化營商環境應當明確的方向。“市場的主體是企業,企業要有多種所有制。要打破‍‍國企壟斷、平臺壟斷,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龍華區觀瀾街區,深圳首批國際化街區創建試點之一。
 

創新公共服務供給體制,實現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今年7月,深圳市人大常委會社會建設工委組織起草的《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面向社會發布,引發市民熱議。

這是深圳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而制定的一部與群眾需求緊密相連的行政法規。關于加強民生建設,《條例》明確“教育優先”,市、區人民政府應當優先發展教育,合理均衡配置公共教育資源,優化教育結構,促進教育公平。

通過建立“名校+在辦校”“龍頭校+新辦校”的集團化辦學和聯盟式發展模式,深圳正在努力推動優質教育“遍地開花”;通過骨干教師跨校流動、教育教學資源共享,深圳校際教育質量差距逐漸縮小,力爭要在全國率先實現學有優教;通過聯合企業建設一批特色產業學院,深圳率先通過建立職業教育產教深度融合模式,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職業教育新路徑。

這些都被列入國家發改委發布的深圳經濟特區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清單中,成為面向全國各地推廣的經驗舉措。“義務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資源的均衡化。出現‘名校’,表明教育資源不夠均衡。教師跨校‍‍輪崗、輪流執教等,都可以解決教育資源不夠均衡的問題。”郭萬達說。

聯合企業建設職業院校,則是深圳面對教育資源緊缺難題推出的化解之策。由于人口快速增長,深圳也面臨著教育資源供給不足的困境。郭萬達認為,政府聯合企業建立職業院校,吸納民營資本進入教育領域,解決的是公共教育資源短缺的問題。“但是這無法解決優質教育資源的短缺。”

在郭萬達看來,引導更多學生進入職業教育體系、培養更多服務社會的“工匠”,打通學術教育體系與職業教育體系間的壁壘,是未來我國教育體制應當優化的方向。“在當下我國的社會觀念中,做工匠不夠光榮,許多家長一定要求孩子上大學,但是最近被媒體廣泛報道的深圳‘00后’汽修女孩古慧晶不僅專業能力過硬,性格與外形也很優秀,這就是我們要培養的‘工匠’。”

郭萬達認為,教學質量在全國都位居前列的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便是優質職業教育的典型例證。“職業教育一定要與企業結合起來,讓學生能夠學以致用,這也有益于學生未來的就業。”

深圳優質均衡公共服務供給體制的創新不只表現在教育領域。在“健康深圳”建設中,率先制定《深圳經濟特區健康條例》,通過創新性制度安排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率先提出“建設中國第一個兒童友好城市”目標,創建兒童友好城市;建設“圖書館之城”等,都是經國家發改委認定,面向全國推廣的“深圳經驗”。

城市建設與城市治理關系密切。深圳在全國率先構建的“自然公園—城市公園—社區公園”三級公園建設體系,使這座城市成為“公園里的城市”;在全國首創國際化街區建設體系,深圳正在營造具有國際水準的宜居宜業環境;以志愿服務優化社會治理,深圳正在著力打造全國首個滿城“紅馬甲”的“志愿者之城”……建設韌性城市、海綿城市,有效管控流動人口,提升應急處理能力等,都是對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出的要求。

在郭萬達看來,深圳建設國際化街區是兼具城市治理與城市建設兩項內容的創新舉措。“深圳是一個移民城市,但并不是一個國際移民城市。深圳的國際化主要表現在與國際規則接軌方面,通過建設國際化街區營造具有國際水準的宜居宜業環境包含在其中。其他城市在學習借鑒時,可以著重建設具有中國風格、當地特色的建筑,實現國際化技術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在與國際標準相銜接的同時保持自己的獨特性。”

(《人民周刊》2021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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